左拉不是一个所谓写纯文学的作家，他对社会和政治问题十分关注，一旦有重大事件发生，他总是密切关心。
以前只知道左拉发表过一封致总统的公开信，但只看到片断，从来未见过全文。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左拉的文集中都没有收入这一篇。这次偶然从《文学杂志》中得以一见庐山真面目，真是大喜过望。读完以后，不由得肃然起敬。
左拉在《震旦报》的头版发表《我控诉》是在1896年1月13日。那时，由于前情报处长去世，新任的处长接到英国情报人员寄给埃斯特拉齐的一封信，发现出卖情报的不是德雷福斯。他出于责任感，向上汇报了情况。尽管当局一再阻拦，还是召开了第二次军事法庭。可是，审判的结果基本上是维持原判。这不由得激怒了左拉：无辜者在受罪，而罪犯却逍遥法外，公理何在？
左拉开门见山地指出，既然军事法庭敢于给真理和正义打了一记最严厉的耳光，那么他也敢于挺身而出，说出真相。他每夜都睡不着，受到无辜者的幽灵缠绕，忍受着可怕的折磨。他认为共和国总统是第一法官，因此要向他陈情。左拉把德雷福斯案件的前前后后讲了一遍，指出是帕蒂·德·克朗一手炮制了一份出卖情报的清单，再栽赃到德雷福斯身上。在陆军参谋部的怂恿下，对德雷福斯进行秘密审判，给他定了莫须有的罪名。而舆论受到愚弄，公众拍手叫好。但是，纸终究包不住火，真凶另有他人。然而，参谋部难以改判，否则就会宣布自身有罪。参谋部所做的，就是竭力掩盖真相。那个新情报处长被调走了，免得他再碍事。这回，舆论难以蒙蔽了。左拉代表了主持正义的人拍案而起，要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。
左拉敢于直言不讳，他回顾这个冤案时指名道姓。他点出，第一次审判时，陆军部长梅尔锡将军、参谋长布瓦德弗尔将军、副参谋长贡斯将军都卷入其中，因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在第二次审判中，比洛将军接替了梅尔锡将军，他本来可以秉公办事，但他没有这样做，衡量下来还是卷入进去，把别人的罪行揽到自己身上，最后他的罪比别人更大。军方是制造德雷福斯案件的罪魁祸首，想让他们发善心是办不到的。左拉在信的结尾对梅尔锡、比洛等人以及陆军部、两个军事法庭一一提出了控诉！他列举当局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犯下的罪行是：坏蛋高奏凯歌，而法律和正直败北；正当有人指出阴谋的时候，那些口蜜腹剑的人在搅乱法国；迷惑舆论，使舆论狂热，挑动对抗和偏执的情绪；利用爱国主义为仇恨的事业服务，等等。左拉指出，德雷福斯案件与反犹太人的政治思潮有密切关系。军方的后面其实是法国的右翼势力。左拉并没有点到军方为止，他居然将总统的军。他的公开信开门见山就说，菲利克斯·富尔有可能沾上最可耻的、永远抹不掉的污点。在信的最后，他又说，在总统任职期间，这个事件已成为一个污点，而总统对这个案件是无能为力的，他受制于周围的人。事实上，富尔总统是反对为德雷福斯平反的。只是由于他突然去世，才给这个案件的重审带来转机。左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是完全有思想准备的。他在信中说，他甘愿冒“诽谤罪”的风险，但他的抗议是心灵的呐喊，为的是加速真相大白，伸雪冤屈，哪怕自己走上刑事法庭，他也希望调查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！左拉知道公开信的严峻后果，可是他已把一切危险置之度外。左位后来在寓所里煤气中毒，至今还是一个谜，不能排除他杀的可能。左拉的行动确实令人可敬可佩。
洋洋一万字的公开信摆事实说道理，雄辩有力。字字句句洋溢着愤激之情，正因大义凛然，才无所畏惧。左拉不是一个所谓写纯文学的作家，他对社会和政治问题十分关注，一旦有重大事件发生，他总是密切关心。法国北部煤矿矿井瓦斯爆炸，他得知后立刻奔赴现场调查，由此写出他最重要的作品《萌芽》，就是明显的一例。但这一回的情况大不相同，左拉一下子站在了漩涡的中心，他处在左翼力量的最前面。当局对他的判刑和罚款，只不过是倒行逆施，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而左拉为正义斗争的英名却长留青史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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